◎ 何宇新

午后的政府机关大院里显得有些安静，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坐着三位成年男子，其中一个四十岁出头有点像官员的中年男人正靠在一把藤椅上，对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询问着什么；年轻人身旁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同志，此刻他正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的儿子，眼神里包含着几分期许几分深情。

这是1984年10月的一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接受政府机关面试的场景。当我们走出那栋青砖色的办公大楼，父亲微笑着对我说：“今后你能在这里上班，头都有可能抬得高一点了。”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从小到大是在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父亲是文化人，年轻时当过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回到地方在一家市属国有纺织企业从事宣传理论工作。父亲很爱学习，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他都广泛涉猎，尤其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他能倒背如流，八大家散文如数家珍。他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仅自己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也要求我从小养成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

记得我刚读小学时，他时常对我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希望我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他要求我每天早晨要养成早起读书的习惯，不准我睡懒觉。一天早晨，他天不亮就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回来见我还躺在床上，他有些生气，走到床前一把掀开铺盖，大吼一声：“起床读书了！”我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一跃而起，赶紧下床读书。他还要求我把字写好，说：“字是打门锤，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首先是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

读中学后，父亲更加重视我的学习了。他认为，中学阶段很重要，是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为了让我在思想上重视学习，他常常用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勉励我，又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种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还说：“不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经常到子弟校来，向老师们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段时间，我放学回家，吃过晚饭，他就用命令似的口气对我说：“语文书拿出来，把今天老师教的古文讲给我听。”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尺子。于是，我就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地讲，在讲解过程中，如果他认为哪个字读错了，或者哪个词讲得不对，就很生气：“把手伸开！”啪，重重打一下我的手板。我常常强忍疼痛，流着泪水讲完一篇课文。我至今还记得在他面前讲过《游褒禅山记》《阿房宫赋》《师说》《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六国论》等文章。

“对孩子的教育严一点好，严是爱，宽是害。”他经常这样说。他对我的教育一直是比较严格的，皮肉之苦自然没少吃，因而我对父亲总是心存畏惧。

1981年我即将高中毕业，厂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子弟校毕业的高中生都可以直接进厂就业。也许是长期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不想进厂当工人，打算继续读书报考大学。我的愿望和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重读一年，即使考不上大学也把基础打牢了，参加工作后也好继续深造。”他还明确表示：“只要你愿意读，我都支持。”他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把节省下来的钱作为我补习的学费。几经周折，他通过熟人关系把我送到一所市属重点中学去补习。

复读期间，他不断地告诫我：“你要一天当两天用，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强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希望我发扬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还给我讲战国时期苏秦发奋读书的故事：“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在校住读期间，他也抽空来看望我，勉励我说：“要不耻下问，不懂的要多请教老师”，他知道我的数学成绩不好，就说：“哪一门功课差就多用点时间，千万不能偏废。”还说：“趁人年轻记性好，多背点东西，即便当时理解不了，长大了就慢慢理解了。”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那些失意的日子里，为了让我从高考失败中振作起来，每天晚饭之后，我们父子俩就坐在屋门前那棵黄桷树下促膝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爸爸妈妈都是工人，没有社会关系，今后全靠你自己，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多读书，有了本事踏入社会后才能立得住脚。”并用蒲松龄写的一副对联来鼓励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1984年我又补习了一年，再次参加了高考。不久，重庆师范学院给我寄来了一份自费走读的通知，但要一次性缴纳三千多元学费，对于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来说，是无论如何拿不出这笔巨额费用的。怎么办？父亲想到争取厂里的支持，他找到厂领导说：“如果厂头愿意赞助，我儿子大学毕业后愿意回到厂子弟校教书。”然而遭到了拒绝。

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区政府某部门的招干面试通知书。于是，这年秋天，我顺利通过了面试，有幸成为了一名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今年是父亲病逝30周年，每每想起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往事历历在目，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免潸然泪下。思念，无尽的思念。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