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   测

　　1979年，小陈高中毕业之后，看着小陈从小长大的徐政委问他想干什么工作。受父亲影响的小陈爽口回答：“想穿警服当公安，当刑警。”

　　“好，这事我来办。”政委拍着17岁的小陈的肩膀承诺道。

　　时任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小陈的父亲老陈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不仅不同意他当公安，还不同意其他两个儿女当公安，因为他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他叮嘱小陈：“去当工人，多光荣！”就这样，小陈被112厂刚组建的技校录取到了电工班。

　　在技校读书近两年的时间里，老陈每月给小陈10元钱的生活补贴。可就是这10元钱，还是老陈亲手打的借条去分局行政科借支的。因为一家人的生活费、医疗费，以及小陈三姊妹的学杂费等，老陈每月那点干瘪瘪的死工资根本应付不过来。小陈弟弟的哮喘，就是因为无钱治疗而拖成了老毛病。小陈读技校期间，接受了父亲200多元钱的支助。直到小陈技校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陈才对小陈说：“家里已经有了几十块钱的存款了，我从此再也不向分局借钱了。”也就在那年，为了工作方便，老陈萌生了给小陈买块手表的想法。买什么样的手表呢？当时最好的手表是上海牌的，120元一块，老陈肯定舍不得。60元一块的山城牌，他还是觉得有点贵。权衡再三，老陈最后给小陈买了块55元的、当时最廉价的山花牌手表。

　　分局修新办公大楼那年，临街有几个抢手的铺面要出租。于是，陈家便有亲戚求到了已经晋升为分局政委的老陈门下，希望在同等条件下给予照顾。结果被老陈一口拒绝：“凡是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你们亲戚都别想沾光占便宜了！”

　　被拄了一鼻子灰的亲戚不死心，又托小陈去求他的父亲。小陈摇头无语。莫说亲戚，就是亲生儿子，父亲那杆天平秤也从来没有倾斜过啊。后来小陈圆梦公安当了交警，都是背着父亲，通过正规渠道报考的。乃至后来入党、提干，全都是小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被评为全市优秀交通民警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老陈对儿女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允许打着我的旗号去办任何事，自己有本事才是真本事。”

　　老陈一生中经历过75个生日，但不论大小生日，都没有高调操办过一次。最多就是家人围坐到一起，多加一两个菜而已。不过，凡是同事的生日，他都会抽出时间前去祝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局通过“土地置换”的形式修建了两栋民警安居房。老陈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老公安，不论是按资历，还是按级别，他都可以优先选户型、选楼层，可老陈硬是把“优先权”让给了其他人。过了几年，分局第二次分配民警安居房的时候，老陈仍然执意不享受“优先权”。有了新房之后，还主动退了旧房。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人开始有了大哥大，并由数字BP机发展到了汉字BP机。可是，老陈什么也没有。分局行政科见领导太寒酸，几经请示汇报，给每位局领导配发了一个已经落伍的数字BP机，但老陈规定：离开岗位时，BP机必须上交。当一些远郊区县公安局领导都纷纷坐上了桑塔纳之类的专车时，分局一把手老陈却连北京牌吉普车的专车都没有一辆。局长外出公干，还一律由行政科统一派车。

　　说寒酸，老陈应该寒酸了一辈子。分到新住房后，没买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连区区几千块钱的简装款都付不起，都是儿女们东拼西凑的。尽管如此，老陈的手也从来不乱伸。一年春节，有人提着礼物上门拜年，希望自己从警的儿子得到关照，结果吃了闭门羹。老陈说：“关心爱护部下是我的职责，但不需要礼物。”对方虽然有些尴尬，但在提走礼物的同时，给老陈深深地鞠了一躬。

　　1995年上半年，老陈离退休还有两个多月时，就主动递交了《退休报告》。可是，直到下半年了，组织也没有批复下来。后来接到批复时，市公安局领导询问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年，老陈是公安系统基层分县局当中唯一一位被提升为三级警阶的厅官，他完全有理由在儿女工作、夫妻身体健康等方面提出一些合理要求的，但他没有。他摆了摆手，干净利落地回复了两个字：“没有。”然后把缀着国徽的警帽取下来，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上，迈着踏实的步伐，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岗位。

　　一位从公安分局走出去的、见证了老陈一生的老领导知道后，竖起大拇指说：“你永远是那样老实。”

　　回忆起父亲的往事，小陈感慨万千：“除了那套房子，父亲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是，却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我们子子孙孙也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重庆公安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