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者

　　重庆之西有一座神秘的城，名为大足。寓意：天下大足，福满人间。

　　山间，一座座石刻鼎立，佛与菩萨同窟，俯瞰人世凡尘；人与神同框，修得长生不老。

　　大足城内，现代化的城市车水马龙，人声喧哗；霓虹闪烁，夜雨潇洒，龙水湖超然世外……现代与远古，宗教与世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超越千年。

　　清幽的山涧中，石刻与光阴浑然一体，藏着亟待世人挖掘的秘密。因为地缘偏僻，少有打搅，古刹的木鱼声更为这些多态的石刻增添了灵气。跋涉穿山至此，你好似听到梵语荡漾，看到讲经念佛的和尚带领众弟子和信徒们在这些石佛面前探讨经纶义理。

　　当你抬头仰望，一尊尊伟岸的石像俯视人间。无常大鬼龇牙咧嘴，长舒双臂，怀抱一个六道轮回转盘，俯视众生，威武的形象使恶人胆战心惊。手中的转盘佛光朝六面射出，照出人间发生的一切，以供左侧判官定夺来世。山上石虎怒吼，吓得恶人纷纷逃离，从此行正事，吐良言，不服管教的人则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哭喊嚎叫，经受皮肉与精神之苦。

　　牧牛人对着倔强的水牛甩起长鞭，水牛怒目圆睁，人牛对峙，最后人牛和谐共处；

　　美丽的笛女挽起长辫，吹奏一曲古代歌谣，好似忘记了为生活奔忙的烦恼，记住的都是笛女对远方恋人的思念；

　　一位慈眉善目的母亲袒露双乳哺养孩子，而自己却吃糠咽菜，母子情深。

　　石刻为神，让众生朝拜，修养。

　　石刻为人，让大众模仿，学好。

　　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无论是神是人都囊括其中，这样说来大足石刻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大足石刻贴近生活，贴近众生。通过石刻讲述世俗故事，试图建立世俗社会中的次序，建立起一种社会体系。这个体系不是法律的，是社会公序良俗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律法。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这是社会公序良俗。法律需要证据，公序良俗需要口碑。大足石刻告诫世人，不孝下地狱，孝则天下称颂。

　　于是大足石刻凸显出现实生活的种种福报：行福、乐福、颂福。以石刻为故事，让红尘间的世俗生活凝固在石壁上，穿越岁月，熠熠生辉。

　　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人神共处。神仙的石刻，会有千手观音，儒、释、道，永恒不朽；人间的故事，百善孝为先，感恩，悲悯，敬畏。天、地、人，和谐共生。成就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以及万法归一的宗旨。这些精美的石刻造像，已存千年。

　　佛教创立后，西汉末年沿两条主要路线传入我国，一为西域陆路，二为南方海路。西域陆路主要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各地传入中国西域，然后再深入中国内地。南方海路则由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等地到达中国广州或东部沿海。佛教传入中国以北传佛教为主要通道。

　　佛教自创立以来，佛只有一人，那人便是释迦摩尼，释迦摩尼涅槃之后就没有了佛。而在古印度佛教也没有烧香拜佛之说，只是在石塔下面游走环绕，念念有词，口不离经文。后来，因为希腊雕像的兴起，佛教便慢慢开始雕琢佛像。佛像的雕琢也因国家人种的不一，而逐渐本土化。印度佛像，宽肩高鼻。到了中国以后，经过雕刻艺人、画家兼容并蓄，中国的佛像变得慈眉善目。此外，佛像也因宗派不一而有出入。

　　佛教到达中国后，很快便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只因其顺应了统治阶层的治国理念。广为人知的“汉明感梦，初传其道”说明佛教得到政府的认可。汉武帝刘秀之子刘庄尊崇佛教，汉明帝鼓励佛教在中国大陆传播。期间虽说朝代更迭，佛教却已深入人心。佛教信徒与日俱增，佛教礼法盛行，更应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大量佛教经典在唐代传入中国，佛教的盛行，使其对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产生冲击，碰撞，最后融合，取长补短，成为“三教合流”，最终适应了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经典，佛法礼仪，总的来说，需要具有一定知识水平才能通晓其中的奥秘，而普通大众为了受到佛祖庇佑，开始礼佛，朝拜佛像，从而表达自己对佛的虔诚信奉。每逢佛教节日，成千上万的信徒到寺庙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早生贵子……于是，观音菩萨就成了送子观音。

　　佛教传到中国开始世俗化，成了有用的宗教，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寺庙里，塑造了众多掌握着神力且无所不能的巨大雕像，大众在对具体佛像的礼佛朝拜中产生了崇敬之意，畏惧之心。即便是普通百姓无法理解佛教的教义和传达的佛教思想主旨，却相信只要带着这份敬畏之心，在现实世界里也能过上幸福平和的生活。

　　为了让佛祖永垂不朽，只有泥菩萨是不行的。中国俗话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为此，石佛的雕琢开始在中国盛行，石窟艺术作为雕刻艺术的一种也随之兴起。中国的工匠们开始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点凿山为窟，以石为料，雕琢石刻。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蓬勃发展，留下了不朽的印迹。

　　世界著名石窟均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印度有三个，阿富汗有一个，其余的全在中国境内。阿富汗著名的巴米杨大佛曾经遭到塔利班的炮轰，已经损坏。

　　在我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六处。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完成于公元3至9世纪，这是佛教东传西域后最早的石窟。

　　甘肃敦煌莫高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代，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

　　位于甘肃省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后经历代兴建，被誉为“东方雕塑馆”。

　　山西省大同的云冈石窟，成为中国魏晋时期石窟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隋唐达到高峰，这是中国隋唐时期石窟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重庆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两宋时达到鼎盛，中国宋代时期石窟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从年代来看，石刻随着佛教的传播从西北向东南，最后在巴蜀之地到了大足停下了脚步。

　　大足石刻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石窟为代表，论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题材之广，都堪称是天才的艺术杰作，代表着公元九世纪之后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大足石刻一九九九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穿越时间的长河，我们仿佛能听到，在炎炎夏日，工匠们喝着凉茶，互相聊着石刻布局。在皑皑白雪之时，他们奋力挥动工具，凿子和石头撞击的火花照亮心灵。工匠们辛勤努力的结果，成就了大足石刻五万余尊造像，十万余字铭文破石而出。铭文上不仅记录着石刻由谁出资兴建，谁执凿刀雕刻，而且还有文人墨客写下的千古名句，以赞美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鼎盛于两宋，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

　　五处造像群中，尤以宝顶山印象最深。千手观音，一目睹之，即有顿悟，“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千手观音刻在一块巨石悬崖之上，身后有一千零七个手臂，状如孔雀开屏，每只手上都有一只眼睛，仿佛在奉劝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代人重修千手观音，再造金身，请入佛寺，保护完好，却少了佛光闪烁，留下些许遗憾。

　　宝顶山造像群，每个石像都有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组好似连环画、舞台剧一样的造像群，是宋朝僧侣赵智凤花费一生心血设计，半生募捐筹资兴建，在战火中草草结束。未能完成的造像群成了赵智凤的心结，他本人也不知去向，是死是活，不为人所知。他对佛教的信仰和虔诚，以及如菩萨般对世人的大慈大悲之心，却留在史册。

　　雕琢佛像需要强有力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一件有力的凿刀，能够让工匠们得心应手，能在石头上创造神话。于是，大足五金业与大足石刻相伴相生。经过历代的演变与传承，尤以五金配件闻名中外。产品涵盖日用工具五金、建筑五金等十二大门类，两百多个品种、两千多个花色，出口欧盟、俄罗斯、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中国西部五金之都”称号。

　　看完大足石刻，乘船进龙水湖，这个有“大足西湖”之称的龙水湖，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湖中小岛散布其间，岛山苍松翠竹，绿树掩映。那些白鹤飞舞盘旋，把湖上小岛当成了家，栖息在岛上不肯离去。这湖的静谧与山的肃穆恰成对比，湖中不见常有的莲花，而山上的那些佛像却坐稳朵朵石莲俯视了千年。

　　大足石刻，彰显了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古代到今生，信仰和生活，肉体到精神，整体和局部，情节到细节……那些鲜活的石刻故事，那些佛学教义，那些人生哲理，先贤们用不会说话的石头完成了美学创意和智慧传递，成为中华文化的璀璨瑰宝。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2022年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